《对外传播》2023年第六期刊发主题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的“圆桌论坛”。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敬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黄典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纪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教研室主任郭毅受邀参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国际传播成 为战略议题，各方力量百舸争流般探索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理念和新路径。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 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就 受到美国主导的西方范式的影响，从概念到理论，从话语到实践，都难以摆脱冷战社会科学所遗留的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传播与同化等逻辑框架。与此同时，在一个控制与抵抗 的权力关系中，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愿景也展现出国际传播 理应具备的异质性、包容性和正义性。这一辩证的历史逻辑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时代，形塑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一方面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悠久且丰富的对外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也不断与西方理论进行开放对话，在提升自身自主性的同时，尝试对理解国际传播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那么，近两年来，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如何拓展了研究的范畴和边界？是否进一步回到本土意识，拨开重重迷雾后发现真问题，进而重新定向？如何理解国际传播的政策议程与学 术议程的互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自主性的创新能力？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在论及过去两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时，郭毅认为：其一，从各级课题立项和论文发表两个指标维度来看增量十分显著。从本学科领域看，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超过25%的立项课题与国际传播相关，这个立项 比例已经超过有着相当长的研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其二是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更加多元。十年前谈国际传播的基本都是新闻传播学界的人，而近两年国际传播研究已经不再是新闻传播学界的“自留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术增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是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不同以往也不同于国际学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三是研究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意义的论述和对现象的描述，出现了许多基于扎实调研的实证研究，体现出“做真学问、找真问题、下真功夫、出真成果”。“空谈对策”和“效果假想”的问题得到一定改 善。这与政策导向的关系很大。在中央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学界指出了明确方向，即“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在地方层面，人才项目、成果评奖等也有意向 国际传播人才与研究成果倾斜，甚至开列出单独的名额指标；在高等院校中，随着一些学校兴办 国际传播研究生项目，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工作的人数也大为增长。这些都是我国国际传播研究规模增加的有利因素。不过，对于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可持续的 发展是很重要的。如何抓住政策红利释放的窗口期，尽快锚定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元问题”和研究规范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谈及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与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时，郭毅指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近年来出现的 新范畴和新表述。政党形象在国外学术界往往与政治营销联系在一起，学者一般站在对内的政治传播的角度加以研究。当我们把政党形象纳入国际传播的研究范畴，无疑搭建起对内的政治传播与对外的 国际宣传之间的桥 梁，拓宽了国际传播 的研究边界。如果能够形成一套创新理论，那么这将是中国国际 传播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不仅在国外没有类似提法，在国内也是首创，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好好研究。对于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而言，发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只是第一 步，最关键的是围绕这些新概念、新表述踏踏实实开展理论研究。
关于政策与学术之间的议程和话语互动，郭毅认为：国际传播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实践领域，前者突出理论导向，后者强调政策导向。作为研究领域和作为实践领域的国际传播大致是由完全不同的两批人来做的，因而现实中往往存在政策话语（实践）与学术话语（理论）“两层皮”甚至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在涉及敏感议题的国际传播应变上，是否采用话语“对冲”的办法，政策话语（实践）与学术话语（理论）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再如，“数字化公共外交”究竟应该怎么做？对舆论战究竟应持何种态度？对于 这些问题政策话语（实践）与学术话语（理论）也存在不同的见解。这种情况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很常见，一些国家也试图探索政策议程和学 术议程、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良性互动的方法。其一是通过听证会的形式，使学者、学术议程、学术话语高度卷入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其二是通过智库研讨会的形式搭建政策制定参与者、实践者与学者之间的互动桥梁。这是澳大利亚的典型做法。
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郭毅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从来就不是美西方范式的简单复制 和移植。在问题意识、核心关切、研究路数等方面，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历来表现出一定的本土化 和自主性。相德宝等人盘点我国国际传播研究30年的知识图谱时发现，研究热点议题聚焦在国家形象塑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涉华舆论研究、对外报道研究、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传播五个板块，其中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是核心关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与达雅·屠苏在《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一书中对西方国际 传播研究关切点的描述并不完全吻合，与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汉森等人对国际传播研究核心议题的描述也不 完全一致。再如，今天国内研究者已经普遍把政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纳入到了国际传播的研究范畴之中，但当代西 方学术界几乎不会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政党形象，而是将之纳入国内政治传播的议题。这些中外差异与我 国国际传播（对外宣传）研究的历史传统以及之前提到的政策导向是有很大关系的。国内学术界对国际传播研究热点问题的判断可能恰恰体现出对本土化和自主性的追寻，这已然成为研究社群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建构国际传播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是有一定基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国际传播研究的自主性其实是一个老话题。21世纪初，李金铨、达雅·屠苏、韦斯伯德等学 者谈到的“国际传播国际化”就有这层意思。达雅·屠苏把国际传播研究自主性的障碍归咎在一种基于美西方知识传统的“认识论本质主义”上，并将之分解为英语学术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主导性和冷战以来发展的西方理论框架。今天来看，英语写作和发表几乎已经算不上是障碍 了，但在实践中还面临如何与西方知识传统的对话问题。我们可能已经部分具备了构建国际传播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能 力，但首先还是有必要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碍。
（原文参见：姬德强、张毓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对外传播》2023年第六期，第71-75页。）
